细胞与基因治疗（CGT）领域就像是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。
一方面，艾伯维、百时美施贵宝（BMS）等MNC巨头纷纷入局体内CAR-T疗法，礼来也在近期宣布收购一家眼科基因治疗公司Adverum；另一方面，武田制药、诺和诺德却接连宣布彻底退出细胞疗法战场，罗氏、辉瑞、渤健等跨国巨头也在集体逃离AAV基因治疗赛道。
这一进一退之间，CGT领域的“冰火两重天”格局，从未如此清晰过。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？CGT市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？
在今年9月举办的FDA公众听证会上，FDA CBER治疗产品办公室（OTP）代理主任VijayKumar博士表示，在过去十年中，CGT领域发展迅速，目前FDA已经批准了46个CGT产品，并有约3600个活跃的IND。
不过，受生产工艺、成本、支付和市场准入等多重因素影响，CGT药物的销售表现呈现出鲜明的分化特征，且商业化效率远不及传统药物。
尽管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10款CAR-T疗法获批上市，但诞生的“十亿美元分子”却寥寥无几。其中，吉利德Yescarta（阿基仑赛）在2022年成为了“重磅炸弹药物”，但目前销售增速已明显放缓，2024年同比仅增长4.81%。
另外，强生/传奇生物的Carvykti（西达基奥仑赛），今年前三季度实现销售额达13.32亿美元，跻身“重磅炸弹药物”行列；BMS的Breyanzi，今年前三季度销售额则同比增长100%至9.66亿美元，将成为下一个“十亿美元分子”。
然而，现实情况是，大多数CAR-T疗法商业化表现不佳，基因疗法也陷入了一样的困境。
这种脆弱性源于CGT药物内在的结构性矛盾。尽管技术突破不断，但靶点扎堆导致临床价值难以区分，多数产品陷入同质化内卷；而动辄百万级的超高定价，导致支付方（医保、商保、患者）压力剧增，最终导致市场空间被压缩。
一方面，全球已获批上市及在研的CAR-T疗法靶点过度集中在CD19和BCMA，且适应症主要为血液恶性肿瘤，市场竞争十分激烈。
另一方面，价格高昂是CAR-T疗法的鲜明标识。例如，Carvykti在美国定价超过50万美元（约合356万元人民币）；复星医药旗下复星凯瑞（曾用名复星凯特）从Kite Pharma引进的的阿基仑赛注射液，在美国定价为37.3万美元（约合265万元人民币）。
在中国市场，目前CAR-T细胞治疗费用也较高，价格在100-120万元左右。例如，阿基仑赛注射液定价120万元/针，药明巨诺的瑞基奥仑赛注射液定价129万元/针。
高定价虽能应对极高的研发和生产成本，但严重限制了产品的市场可及性与商业回报。例如，瑞基奥仑赛注射液的销售额一路下滑，2023年上半年、2024上半年、2025年上半年分别为8774万元、8680万元、8100万元。
上述种种因素导致市场空间始终未能真正打开，使得CGT领域形成了“繁荣下的脆弱”的行业特征。
MNC巨头上演了集体大逃离：武田制药接连宣布退出AAV基因治疗、全面停止细胞疗法相关业务；诺和诺德宣布终止所有细胞疗法研发项目；渤健（Biogen）、罗氏、强生、辉瑞等纷纷退出AAV基因治疗赛道。
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光靠“治疗机制独特”已经不能支撑起药企的巨额投入。当MNC巨头不再“迷恋技术”，而是用“算账”的逻辑来权衡利弊得失，就代表整个行业的叙事逻辑被击碎了。
第一本账是“经济账”：巨额研发投入+高额生产成本+天价治疗费用=极小的盈利概率。换句线”，揭露了CGT赛道“高投入低回报”的残酷星空体育网站 星空体育首页现实。
由于CGT领域尚处于早期，相关技术还不成熟，CGT药物的研发成本比传统药物更高。在临床前阶段和临床研究阶段，CGT药物的研发费用达到17-23亿美元，远超传统药物12.5-14.8亿美元的研发费用。
另外，由于CGT药物是“一人一药”的个性化治疗特性，难以复制传统药物的规模化生产路径，导致生产成本显著高于传统药物。
高昂的成本必然反映在药价上。目前已上市的基因疗法，价格通常在数百万美元以上。比如2024年3月在美国上市的基因疗法Lenmeldy，一针价格为425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3070万元，是全球最贵药物。
第二本账是“市场账”：目前CGT药物针对的是患者群体相对较小的血液肿瘤或罕见病。尽管单价高昂，但狭窄的适应症限制了其市场天花板。再加上，行业在实体瘤治疗等领域仍面临技术瓶颈，进一步制约了市场扩张。
第三本账是“运营账”：CGT作为个性化治疗模式，天然难以实现传统药物的规模化生产。例如，自体CAR-T疗法需要为每位患者进行个性化定制，涉及质粒、慢病毒和细胞等多重复杂工艺，不仅导致制备周期长、供应链管理难度大，更因产能无法集中释放而推高单位成本。
综上可星空体育网站 星空体育首页见，“经济账”的高投入低回报、“市场账”的适应症天花板、“运营账”的规模化困境，共同构成了CGT行业发展的核心掣肘。
面对这“三本账”带来的现实困境，整个CGT行业并未坐以待毙，而是从技术、适应症与模式等多个维度寻求“破局”之路。
其一，开发新型通用型CAR-T疗法（异体来源CAR-T），解决“成本与可及性”问题，也就是直接利用健康供体T细胞改造后输入患者，实现现货化和规模化生产。
CT0596（通用型BCMA CAR-T产品）治疗原发性浆细胞白血病（pPCL）展现了强劲的肿瘤快速清除能力，两例患者均达到严格意义的完全缓解；CT1190B（通用型CD19/CD20 CAR-T产品）治疗套细胞淋巴瘤（MCL）初步临床数据显示，2例患者总体安全性可耐受，分别在输注后第14和11天出院，且总体扩增良好，接近自体CART的扩增水平。
正如诺华的Leqvio（inclisiran）成功将siRNA疗法的应用边界从罕见病拓展至心血管慢病这一广阔战场，彻底改写了siRNA疗法技术的命运。CGT疗法也亟需一场“适应症革命”。
今年5月，邦耀生物宣布其利用CRISPR/Cas9基因编辑的异体抗CD19 CAR-T细胞（TyU19），在复发/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中取得显著效果，成为世界首个异体通用型CAR-T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的成功案例，有望开辟自免治疗全新范式。
不同于传统CAR-T疗法需将患者的免疫T细胞提取到体外进行基因编辑或修饰后再回输，体内细胞疗法不需要进行复杂的体外操作，可直接在患者体内改造或重编程特定细胞，在体内直接获得治疗功能。
通过在体内制造CAR-T细胞，不仅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，省去了运输、实验室改造和扩增等繁琐步骤，也降低了对昂贵设施和设备的依赖，从而显著降低生产成本。行业预测显示，单次治疗的成本可能比目前的商业CAR-T疗法费用（约为50万美元）低一个数量级。
基于这些核心优势，赛诺菲、艾伯维、安斯泰来、阿斯利康、BMS等制药巨头纷纷布局体内CAR-T疗法。
其四，由于AAV基因疗法存在安全性危机，使得脂质纳米颗粒（LNP）、病毒样颗粒（VLP）等下一代递送技术，成为了新的布局方向。
无论是通用型CAR-T、体内CAR-T还是新型递送技术，其核心目标都是简化流程、降低成本，将CGT疗法从“天价定制”的奢侈品，转变为能够惠及更广泛患者群体的常规治疗选择。
MNC巨头的战略进退，正是行业范式转变的信号：唯有将前沿技术的价值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价值，企业才能在这场行业洗牌中立于不败之地。